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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湖北巴东县300万工程项目 商人送礼就花120万

2017-11-19 19:03

一篇题为《一位县委书记的愤怒》的发言稿,把县委书记陈行甲和他所在的湖北巴东推进舆论漩涡。

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贫困县:总人口50万,贫困人口17万,2012年才设置红绿灯,2014年县城才有了公交车、出租车。这里也是频发负面新闻的“富矿”:从2009年起,邓玉娇事件、水布垭翻船、冉建新事件……震惊全国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。

这份引起巨大反响的发言稿出现在今年3月的巴东县纪委全体(扩大)会议上。陈行甲历数本县政治生态的种种怪象,事关干部作风,也涉及贪污腐败。这位地方主官少见地亮明态度,称“该说的要说,该做的要做”,“如果少数人心里有冷病怕吃稀饭,我说与不说他的病都是在那里的”。

多名巴东政界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在县领导班子“换血”以及中央反腐的双重背景之下,巴东政治生态正在进行治理和重塑。在这过程之中,强硬甚至易引起议论的“猛药”频出,突破与阻力并存,新旧工作习惯的角逐仍在进行中。

“愤怒的县委书记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官场?说完之后可以解决多少问题?这恐怕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解决的,也不能责备哪个人没解决完。”当地一名观察人士评价。

治理“两违”先拿党员干部开刀

王蕾的住宅顶层至今还竖着生锈的钢筋。这是2012年巴东县清理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后留下的。

她家的耕地已淹没在三峡库区,出租房屋成为家庭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。2011年年底,王蕾计划拆了旧房,改建一栋七层住宅,并把8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扩大到240平方米。当盖到第二层的时候,清理“两违”的消息传来。

巴东自建住宅限高5层,王蕾的新房在清理之列。王蕾说,她私下问过干部,干部说这阵子风声紧,“可以先盖5层,留着钢筋不要封顶,等风声过了再说”。

“两违”建筑当时绝对算“巴东一景”。从长江对岸眺望这座建在山上的县城,道路蜿蜒而上,十几层的自建住宅重重叠叠。库区地质情况复杂,有人说,如果这种乱象再不治理,下一个轰动全国的负面新闻将在违章建筑中产生。

“哪有什么手续?哪有人管?如果真管,塞点钱也可以应付。”王蕾说,2010年前后,很多人都在盖房。

多年以后,陈行甲在县纪委全体会议上批评这是为官不为:“那么多屋又不可能三两天修起来,如果有人管理,有人负责,怎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?”

“移民的问题比较敏感。”县纪委一名官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,巴东是移民县,情况特殊,在一些违建者眼里,他们为国家建设作出了牺牲,难免“要享受一些”。甚至,有的官员潜意识里也这么认为。

另一名县委常委则认为这是“管不过来”的。在他看来,这些房屋被拿来出租、销售,利益成为违章建筑泛滥的驱动力。

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,“两违”不治或难治的原因,也与官方本身有关。该县长江沿岸有两个开发项目,一个超过了原规划建设的层数,另一个则未经批准占了部分长江水道。这两个项目,均有时任县领导出席开工等仪式。

该县主官也曾公开批评,“两违”现象有“极个别干部直接参与或幕后操纵、怂恿亲友”。

此番清理十分强硬。在治理的对象上,党员干部先于普通居民;一旦党员干部妨碍执法,从重从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,并且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责任;如果治理期间有人“顽固不化”,将公布房屋、社区、业主,甚至要停电停水。

“如果水电公司敢供电供水的话,我们将问责。”在大会上,县领导略显霸道地宣布。

王蕾的住处被停电了。后来,她交了10万元土地出让金,补办了超出规划面积的手续,拿到产权证件。全县被清理的“两违”建筑共535栋。

不过,她的住宅如今留下了后遗症:由于五层没有按顶层的标准封顶,防水措施不足,一到雨天就漏雨,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去有关部门问,他们总说,已经打了报告反映我们的情况。我又不敢私自再加一层封顶。”

而在治理“两违”的2011年,巴东已意识到应及时解决群众的诉求。县领导曾发现,移民乡镇有老百姓反映,要求盖房拖了两年都没有解决,“我们尽管有天大的困难,有什么理由拖这么长时间?”“总不能让老百姓说是你们逼着我们违法建筑的”。

“非常之事得用非常之治”

另一个被陈行甲认定为“为官不为”的,是没有单位一把手主动报告有人“吃空饷”。2014年,全县清理了216人。

在巴东县某局一名干部看来,主动报告难免得罪人。该局有3人每月只来几天,领导不是没有问过,“但有的拿出医院的诊断,有的说去外地照顾孙子,也不好说什么”。最后,“领导建议,你们申请退休吧,只是每个月少拿点钱”。

“既然大家都是这样,见怪不怪、都不报告,那我也不报告。”巴东县纪委副书记周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,有的官员不是故意隐瞒,而是工作惯性问题,“就是政治生态”。

巴东清理“两违”的时候,武汉“治庸问责”风暴已刮起多时。民间对“4个多月内问责500多名干部”的做法有所讨论,湖北省相关部门则认为,这让“干部作风快速好转,发展环境不断优化”,决定全省推广。

那时的巴东,干部作风为人诟病。县领导曾在大会上一口气列了“办事小事拖大,简单的事拖复杂”、“好人主义严重”等9个问题,并断言:“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个毒瘤攀附在我们干部队伍身上,使我们的发展环境遭到极大破坏,稳定局面受到严重威胁。”

会议宣布成立“五个严禁”督查办公室。“严禁”内容分别是:对属于职责范围内能够办理的事不按规定时限或承诺时限办结;吃、拿、卡、要;工作日午餐饮酒;机关干部工作时间上网玩游戏、炒股票、看电影;赌博。

多名巴东县官场人士认为,“严禁”的内容过去也提过,只是说法不同。但是,“这次是来真的”。

一名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,该办公室是否要成立,决策层曾起分歧,“有人认为,这类问题已有纪委来抓,没必要再成立新部门;还有人认为,县委应该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,不要抓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”。

明察暗访及随后的惩罚,开始让人重视这些“鸡毛蒜皮”。暗访人员通常是刚入职、不易被认出的年轻人,他们配备了纽扣摄像机等设备,会在上班时间到各个县直单位、乡镇甚至宾馆、饭店暗访,偷拍工作人员玩游戏、不在岗或其他违纪的图像资料。

如果被发现存在违纪问题,轻则通报,重则处分。甚至,县委书记所联系乡镇的党委领导都曾因不在岗而写过检讨。

一名参与暗访的人士透露,他曾到一个乡镇单位,发现一把手不在岗,“工作人员解释说领导去县局里开会了,我马上打电话到那个局,问他有没有在开会,回答说:没有”。

甚至,有的暗访人员还会中午摸进一些饭店,见到3个人以上喝酒、聚餐就先拍下来,再过去设法探问他们是否公职人员、是何关系。

一些干部对治庸问责的做法至今未能完全适应。巴东县某局一名常需外出办事的干部说,现在要求上、下班签字,但有时他在外办事,不得不给局领导报告“特殊情况”,否则会被记下。

该干部不愿开公车办事,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停车位,有时需要开到较远处,再走路过来,“现在违章停车查得严,会被通报批评,但打车又不能报销,只能坐公交车”。

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,即使是个人开私家车违章,纪委也要通报到单位。“这本应是私事。”他说,有一次,同事就这样被纪委通报过,而同事的妻子就是交警队的,“非常丢面子”。

“非常之事得用非常之治。”巴东县纪委副书记周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“五个严禁”看似细小,但做起来又能够做到,切合干部作风实际问题。

而用陈行甲的话来说,则是“要对广大干部大喝一声,猛击一掌,使大家警醒起来”。

其实,在基层熟人社会,暗访组也未能完全排除人情干扰。某系统多名内部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暗访组曾经拍到了他们单位有人上班玩游戏的照片,但此举被暗访组成员的熟人看到了。这张照片最终没有上传。

“这要看暗访组成员的自觉。”该系统内部人士认为,暗访组成员也需要监督。

县纪委努力让暗访组成员不被认出来。他们尝试将工作人员经常轮换,从纪委抽调人,工作1年之后,再换回来。

反贪局立案近七成涉工程腐败

巴东县一名政法系统干部发现,新来的县领导不仅不保护贪腐干部,反而鼓励他们去查。而在当前体制下,党政领导的态度有可能影响案件进展。

“我们是贫困县,按理说发改局副局长算要职,而新来的县委书记接到举报后,没藏着,主动提供给了检察机关。”前述政法系统干部说,客观上,新领导刚到巴东,没形成人际圈子,也谈不上要保护谁。

根据经验,以往,即使是调查一个乡镇干部,都有可能有县领导请办案人员吃饭、了解情况。他们都明白,所谓“吃饭”,其实就是“干预”,想“保护”干部。

巴东县人民检察院多名干警分析,巴东是移民县,国家建设工程项目较多,工程领域腐败现象严重。该县东瀼口镇的一个流域治理工程,300万元的项目,商人送礼就花了120万元。

该院反贪污贿赂局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,截至7月1日,已立案侦查的案件共18件、33人,其中13件、25人与工程领域腐败问题相关,占比均在70%以上。这当中包括县水利局、住建局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3个正科级干部。

2014年,该局全年立案侦查的案件共14件,尚不及今年半年的数量。“一个客观原因是,今年省委巡视组来巴东了。”一名检察官介绍。

巴东县纪委副书记周红表示,2014年查处各类违规违纪129起,而今年前6个月已立案108件,对6人采取“两规”措施,“去年,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8个县市只有巴东的‘两规’案件数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。”

一个典型案例的涉案人是时任巴东县东瀼口镇党委副书记田世铠。巴东县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,田世铠主动向恩施州纪委投案自首,交代个人非法占用3万元财政资金的问题,同时还检举、揭发了邓明甲、田宗会串通投标,以及邓明甲通过他收受贿赂61万元的事实。

邓明甲曾是田世铠的搭档,原系东瀼口镇党委书记,后任巴东县副县长。目前,邓已被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

“现在大家去看一看,(那个工程)哪里还看得出国家投过钱的痕迹?”陈行甲在县纪委全体会议上评价该涉案工程。会议还提到该县民族医院业务综合楼项目的怪象:招标价2627.1万,结算达9090.13万,初审结果6888.39万,增加费用原因是基础超深、设计变更等,“理由堂而皇之,实情天知地知”。

一名曾在巴东县某项工程负责技术的人员对此并不惊奇。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自己在巴东施工的某工程项目的花坛,约500平方米,使用的土壤是弃土,报账时却被谎称为每立方米100多元的肥土。另一条道路,本应使用300号水泥,但实际掺杂了200号水泥。

他承认,自己没法拿出证据,“如果真要调查,应该可以查清楚”。

案件调查其实往往伴随利益之争。县委书记曾难掩气愤:“我认为吊诡的不是一些说情打招呼的情况,而是调查工作的举步维艰,似乎县纪委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一举一动、所有进展,被调查对象都一清二楚。”

巴东县纪委一名官员坦言,调查平阳坝案件出现“跑风漏气”,纪委也没有办法,最后县委书记亲自部署,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调查,“终于有一个干部被处理了,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支持”。

前述政法界的人士透露,如今办案依然会有人暗示“照顾照顾”,他称,“我们表面上说会照顾,其实还是依法办理”。

“我问政协领导,我说的话管用吗,他说管用”

在巴东县野三关镇旅游业投资者张博看来,政治生态与投资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。野三关是巴东县的一个经济开发区,巴东相当一部分企业位于该镇。

发展经济是这个贫困县的渴望。2013年,巴东的GDP排名在恩施州八县市排名第三,人均GDP排名第五。而位于鄂西的恩施州,这两个数据在湖北省均偏靠后。

张博来考察的时候,野三关邓玉娇刺官事件轰动全国,但他认为,事件结束后,政治生态是可以慢慢改变的,而当地旅游资源独一无二。

“邓玉娇事件一度让野三关‘臭不可闻’,所以,当年,哪怕是排污企业要来,当地也接受。”张博回忆,这是“胡搞”,当地景区附近曾建了一些采石场,另有一家硅厂在生产时排放不少蓝烟,威胁着当地的生态环境。

张博曾向巴东县领导提出这个问题,后来,一些厂房被关停。2014年,他还在县政协大会上建议设立生态禁伐区,“县领导没直接给我反馈。后来我问政协领导,我说的话管用吗,他说管用,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已经换了”。

张博记得,2014年,巴东县17个部门到野三关为企业解困,主要集中在“融资难、办证难、拆迁难、兑现合同难”4个方面。在他看来,尽管可能没把全部困难都解决,但值得肯定的是,此举“不是靠某个企业送了钱就批示解决,而是挨个解决”。

他认为,巴东的情况仍有改进的空间,例如野三关用水的困难,位于野三关镇的火车站如何与县城更快连接,县城的规划怎样更符合实际情况。他也坦言,没有任何领导可以一个人就把巴东管好了,但现在的县领导的优点在于“敢于面对问题”。

这与巴东县发展旅游业的定位密切相关。在巴东县多名官员眼里,注意听取公民意见也是政治生态改善的表现。

多名官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他们认为最有普惠意义的工作算“农民办事不出村”。巴东是山区,村民出村办理证件不方便,有的早上出门,到职能部门已近下班时间。为了办事,有人甚至要在县城里住一晚,还不一定能办成。

“农民办事不出村”的做法则是,把网络连到乡村,在村里设置两个受理员,每星期两天在村里坐班,扫描必需证件,通过网络传输给县里,县里再通过网络反馈给村民。

这项起初不被许多官员看好的工作,最终做成了。“老百姓开始有的也不理解,觉得你又在作秀。”周红说,现在真正做起来之后,老百姓觉得方便。

这件事情也成了中央树立的典型,出现在焦点访谈、新闻联播节目中。这也被解读为自邓玉娇事件后,巴东首次以正面形象被广泛报道。

陈行甲说,他感到巴东干部群众这几年明显平和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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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1-19 19: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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